
12月1日晚上,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接到了北约秘书长马克·吕特的电话。 日本与北约明确表示,将强化战略合作关系,把双边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。
高市早苗在与吕特的对话中,主动将“印太安全”与“欧洲大西洋安全”绑定,声称二者“密不可分”。 这句表态,隐藏着日本当下的战略焦虑。 中日之间,围绕台湾、东海、南海的摩擦不断。尤其是台海局势持续紧张,让日本感受到了直接压力。 高市清楚,仅靠自身难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,因此转向外部寻求安全支撑。 北约,便是她认为的“强援”。而这次通话,是日本主动出击的第一步。
北约秘书长吕特在通话中表达了认同,表示将与日本一道,推动具体合作举措。 这意味着北约“亚太化”的进程再次迈出实质一步。 自2022年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提及印太地区战略后,北约便不断寻求扩大其在亚太的存在感。 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这几个“全球伙伴”,在北约战略布局中地位逐渐上升。 日本在其中扮演的是“桥头堡”的角色。 高市早苗非常清楚这一点。
此外,高市早苗与吕特通话时,还主动提及“印太地区伙伴国(IP4:日、韩、澳、新)”并强调与三国合作的战略重要性,旨在推动IP4与北约联动。 同日,日本外务省等部门与韩、澳、新对口官员进行了沟通。
过去几年,日本不断强化与这三国的防务合作。 而高市政府上台后,通过高层政治推动、机制升级与演训扩容,使这一合作框架明显加速。 新西兰不久前派出其最大舰艇“奥特亚罗瓦号”补给舰穿越台海,遭到中国军方密切监控。 澳大利亚则密切监视中国舰队在菲律宾海的动态。
这些行动背后,都有日本的推动。 高市早苗希望借助IP4机制,打造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层安全架构。 这不仅是对区域力量的重新整合,也是在为日本谋求更多战略自主。
与此同时,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伊朗外长赛义德·阿巴斯·阿拉格奇通话。 通话中宇奇配资,日伊双方达成一致,要保持在多个层面的紧密对话,以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。
高市的外交节奏之快,超出很多人的预期。 从北约、IP4,到伊朗,她正在推进一套多向度的安全战略。 而日本也早已突破了“专守防卫”的传统框架。 今年,日本提前实现GDP2%的防务预算目标。 这不是一个孤立数字,而是政策调整的信号。
并且,日本正逐步摆脱“和平宪法”的束缚,向拥有全面军事自主权的国家转型。 与北约的合作,是窗口;与IP4的协调,是平台;与伊朗的沟通,则是外围防火墙。 高市早苗正在策划一张环太平洋的安全网络图。
事实上,虽然表面上北约与日本越走越近。 但北约内部对“亚太化”并不一致。 2023年北约曾试图在东京设立办事处,计划最终被法国否决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态,不希望北约插手亚太事务,强调应聚焦北大西洋地区。
也就是说,日本所依赖的那套“强援逻辑”并不牢靠。 即使北约秘书长表达支持,但北约真正的军事资源是否愿意为日本动用,依然存疑。 高市政府对此并非不知,但仍选择加码押注。这是一次战略豪赌。
其实,高市早苗之所以做出如此密集动作,是其现实压力的逼迫。 日本国内对中国崛起的警惕情绪不断上升。防卫省在政策文件中多次将中国列为“最大安全挑战”。 在这种氛围下,高市政府选择主动进攻式外交。 但是,北约的全球战略不一定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。IP4机制也存在内部差异。 伊朗是否愿意配合日本,仍有不确定性。这套多线安全战略,风险与收益并存。
而中国方面的态度非常明确。中方坚决反对北约“亚太化”,反对日本与北约进行战略捆绑。 中方强调,日本不要充当北约亚太化的“急先锋”,否则后果自负。 12月1日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公开发言,再次警告日本不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妄图蒙混过关。 并表示,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、深刻反省,严肃对待中方要求,老老实实收回错误言论,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中方的政治承诺。
这是一份战略警告。 毕竟,中国对东海、台海、南海的立场坚定,不容挑战。 一旦日本在这些问题上越线,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高市早苗试图通过一系列“安全联动”,为日本构建新的国际定位。 但日本能否真正获得“强援”,不在于通了几通电话,而在于是否能将这些合作转化为稳定、可控的安全机制。 一切,都未可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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